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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期党员金家凤的风雨人生路
所在栏目:首页 >> 党史人物  发布日期:[ 2012-11-9 11:26:41 ]  选择字号【 】  收藏本文

他曾为中共建党资助过经费

——中共早期党员金家凤的风雨人生路

吴晨潮

     甪直,一座蕴藏着江南灵秀的水乡古镇,穿越了2500多年的历史风雨。吴王阖闾曾在这里建有离宫,唐代诗人陆龟蒙、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曾在这里隐居。宋至清康熙年间,这里有进士、贡生120多人。在岁月留痕的小镇深巷,有一座距今1500多年的保圣寺,寺中“国家文物保护”纪念碑上刻有一个名字:金家凤。在这个人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背后,还有一段被尘封在记忆深处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时代激流中的青年才俊

     金家凤是吴县甪直(现属吴中区甪直镇)人。1903年,金家凤出生在甪直镇一户地主家庭。父亲金恩燮,字友克,思想进步,在当地颇有名望,辛亥革命前后曾任甪直镇同盟会负责人。金家兄弟姊妹5人,金家凤排行第三,又名品三,字冠三。

     1916年,金家凤从甪直小学毕业。对儿子寄予厚望的金恩燮将金家凤送到上海继续求学。带着蓬勃青春朝气的金家凤离开故乡飞向了新天地。他就读于上海南洋附中,这所学校创建于1901年,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20世纪最初的20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开自由思想之先河的时代,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中心。1916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它以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成为广大知识青年最喜爱的读物。金家凤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通过阅读和思考,金家凤的思想也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观念发生了激剧的变化,从而确立了成为“敢于自觉勇于奋斗“之新青年的全新奋斗目标。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了全世界,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竞相介绍苏俄革命情况。在革命思想影响下,思想活跃、追求光明的金家凤,积极参加各种社会进步活动。1919年二三月,金家凤参加了世界语学会,反对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同年4月,16岁的金家凤与侯绍裘(中共苏州独立支部的创始人之一)等同学一起商议谋划,准备用炸弹暗杀军阀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但由于暗杀计划事前泄露,被警察逮捕关押,后经南洋路矿学校校长朱贡三出面,才获得保释。

     1919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五四爱国运动像天降狂飙疾风暴雨式地从北京迅猛地席卷全国。从繁华的城市到偏僻的乡镇,千百万人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上海是中国工商业最发达、工人力量最强大的城市,也是新式学校、文化机构集中的地方。这里的一举一动,对全国有着左右局势的作用。5月7日,上海学生和各界人士两万多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抗议集会。11日,复旦大学、南洋中学等31家学校学生发起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26日,上海各校学生两万人举行罢课。6月16日,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上海大东旅社举行,21省市学生代表60多人出席会议,第一个全国性的学生组织“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上海的爱国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大规模的工厂罢工和商店罢市的出现,使上海爱国群众运动的规模和声势甚至超过北京。

     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激流中,风华正茂的金家凤是南洋附中的代表、上海学生联合会的成员之一、五四运动的活跃分子。由于学校反对学生参加社会进步活动,激进的活动被学校当局视为不轨。金家凤与侯绍裘、茅以新、萧箎、沈昌等8名学生,因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被校方开除。此后,金家凤转入南洋路矿学校读书,并在中法教育会补习法文,积极筹备去法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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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银元慷慨捐赠为建党经费


1926年10月,金家凤夫妇与孩子在北京家中。

     1919年6月,北京大学教授、五四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散发题为《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而遭逮捕。出狱后,为了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由李大钊护送出京。1920年2月,陈独秀从北京经天津悄然来到了上海。上海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积极分子前去欢迎。在欢迎大会上,陈独秀应邀发表了演讲。这位青年导师又一次向青年吹响了“向民主和科学进军”的号角。台下七八十名青年学生听后群情激昂、热血沸腾。参加欢迎活动的金家凤对这位《新青年》的主编一直极为仰慕,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陈独秀。不久,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英国哲学家罗素应邀来华。罗素的中国之行从上海开始。在组织欢迎罗素来华演讲会期间,金家凤又一次见到了陈独秀。经过交谈,陈独秀对金家凤也非常赏识。从此,金家凤与陈独秀朝夕相处,并师从陈独秀,帮助编辑《新青年》杂志,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并参与建党建团工作。

     早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南下上海途中,他们就曾共商建党大计。影响中国的伟大事变正在悄然酝酿。

     1920年4月,经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一行来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商谈了在上海建党的工作。为了沟通中俄两国间的关系,他们决定建立中俄通讯社(后改称华俄通讯社)。通讯社由魏金斯基的翻译杨明斋负责。杨明斋、陈独秀出面,租下了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作为社址。这里距离陈独秀的寓所老渔阳里2号不远,新渔阳里比老渔阳里造得迟,整个里弄房子都很新。新渔阳里6号是一幢二楼二底的典型石库门房子。一年前,戴季陶受命于孙中山,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并任主编时就曾住在这里。此后,金家凤与俞秀松等人住进了新渔阳里6号。楼上朝东的亭子间是俞秀松等人的卧室,金家凤与杨明斋则同住在朝西的亭子间。新渔阳里6号与老渔阳里2号成为建党前夕上海共产主义者重要的活动场所和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地点。

    五四时期是思想飞扬的时代,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宣传新思想、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唤醒了民众,特别是唤醒了当时一大批激进的要求改革的青年。许多先进青年奔集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投入改造中国社会的行动。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有不少进步青年怀着爱国热情,脱离家庭,离开学校来到上海,还有各地不少被当局通缉的学生和追求进步光明的进步青年,到上海找《新青年》杂志社的陈独秀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编邵力子。于是,新渔阳里6号成为了容纳青年的住所。高大俊雅的金家凤为人热情,待人诚恳随和,他协助俞秀松安置外地学生,热忱地接待来自各地的青年朋友。

     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以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金家凤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积极参与研究会翻译、写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活动,先后以冠三、品三、凤三等笔名,在《新青年》《共产党》《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向导》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歌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在这一时期,为筹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但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加上人生地疏,经费十分拮据。金家凤知道后,马上给家中写信,以“赴法留学”之名,向家中筹措留学经费。母亲宋乔收信后,信以为真,想方设法筹到了6000银元,分批送到上海交给金家凤。这6000银元是家人给金家凤和他的未婚妻留学法国10年的费用。据当时清华学校的外籍教师狄登麦的调查,1912年至1919年,物价相对比较稳定,100银元可以是北京市郊一个五口之家一年最低的生活费。20世纪20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就可维持小康水平。由此看来,6000银元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数目,金家凤拿到这笔巨款后,毫不犹豫地将它全部交给了陈独秀,作为建党建团的活动经费,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力所能及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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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前最年轻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创始人之一

     经过酝酿和准备,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当时取名“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为发起全国建党做准备。在党的早期组织的筹建过程中,陈独秀等人对发展中国青年运动、在青年中培养和挑选预备党员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因此,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一成立,陈独秀就派俞秀松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8月22日,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等8人在新渔阳里6号正式发起建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21岁的俞秀松担任团组织的书记,17岁的金家凤负责团务工作,成为青年团创始人之一。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国内最早建立的青年团组织,因此,它担负了组织、发动和指导全国各地的建团任务。之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活动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个地方破土而发。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天津等地也陆续建立了团组织,团员发展到1000多人。当时,党的活动是秘密的,而青年团的活动却可以公开或半公开。这些团的早期组织在当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便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开展革命工作,具体贯彻落实党组织决定的各项工作任务,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党的各种主张,大力推进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还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一是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员。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约20多人在这里加入团组织。二是创办了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在魏金斯基的帮助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创办的外国语学社,以公开的办校形式掩护社会主义青年团革命活动,其目的是“为了输送革命青年赴俄学习,为中国革命准备干部”。1920年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最早刊登招生广告,“拟分设英、法、俄、日本语各班“,“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校址设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所在地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由杨明斋、魏金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教俄文,李达教日文,李汉俊教法文,袁振英教英文。学员主要由各地进步组织介绍入学。学习人数从二三十人至五六十人,其中团员有30多人。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祯、傅大庆、周兆秋、梁柏台、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金家凤、柯庆施、廖化平等参加学习。1921年春,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20多名学生先后分3批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社会主义青年团像一块巨大的吸引力极强的磁铁,把一些立志于改造旧世界的血气方刚的青年紧紧地吸引在自己的身边,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中流砥柱的人物。

     这一时期,金家凤一边负责团务工作,一边参加外国语学社的学习。他和大家一起半天上课,半天自修,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和各项进步的社会活动。同年秋,陈独秀亲自写信给北大蔡元培和李大钊,介绍金家凤到北大读书。来到北大后,金家凤参加了北大党组织的活动,编在党的北大区支部,开始与李国瑄、范鸿劼、高君宇等一个小组,后与朱务善、何孟雄等一个小组,主要从事青年工作,并参加了以长辛店铁路工人、唐山煤矿矿工为对象的劳工运动。1921年5月,在马神庙北大理科化学实验室内,金家凤与邓中夏、张国焘、何孟雄、缪伯英、朱务善、罗章友,刘仁静等人参加了由李大钊主持的入党团典礼。18岁的金家凤成为中共“一大”前57名中共党员中最年轻的党员。

     1922年,为了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召开第11次年会,金家凤联合国共两党80余人,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义,组织了“北平非宗教大同盟”,发起成立“北京非基督教大同盟”。金家凤任主持人,萧瑜为干事,于3月11日和4月1日两次发出通电,并组织发表了李大钊、李石曾、邓中夏、何孟雄等8人署名的《非宗教者宣言》,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同年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上海、北京、长沙、广州、武昌、南京、唐山、天津、保定等15个地方团的25名代表,他们是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许白昊、施存统、俞秀松、易礼容、王振翼、陈子博、谭平山、莫耀明、树彝、吕一鸣、王仲强、谭植棠、金家凤、张仲毅、张继武、张绍康、梁夏燃、陈公博等。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和通过团的纲领和章程,建立团的中央领导机构。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六个议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对封建军阀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要求。这次大会在中国青年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使之真正成为纲领明确的全国性的青年组织。

     19岁的金家凤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永远载入了青年团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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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路

     团一大召开之后,1922年8月底,为开展国共合作,金家凤跟随李大钊、蔡元培到上海拜见了孙中山,与孙中山商谈修订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事宜。1923年春,金家凤在北京协助李大钊、李石曾策动举行“首都裁兵大会”,遭军阀政府通缉。9月,金家凤奉李大钊之命,去安徽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青年团组织。1924年初,金家凤回到北京,担任改组后的国民党华北执行部组织干事。时值国民党改组高潮,遵照李大钊的指示,金家凤吸收了大量的江、浙、皖籍知识青年加入国民党,并组织“东南青年协进会”,遭到中共党组织领导人张国焘等人的反对,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法,要他作深刻检讨。陈独秀得知此事后,决定派金家凤前往苏联学习军事。年轻气盛的金家凤认为这是对他的惩罚,拒绝去苏联,经李大钊同意,回苏州养病。1926年春,金家凤回到北京,12月,李大钊让金家凤持函由津浦绕道南京,乘轮船去武汉,路经南京时,金家凤遭军阀孙传芳的军警逮捕。在狱中,他遭到军警的刑讯逼供,后经颜惠卿、胡适等保释出狱。金家凤由于忧郁、恐惧之极而精神错乱,引发精神病,经医院治疗和静养,直到1927年,金家凤的病情才痊愈。在金家凤养病期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陡然逆转。4月12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进行大屠杀。28日,李大钊等20人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金家凤的同学和好友、共产党员侯绍裘等10多人也在南京被杀害。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也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从此,金家凤与党组织脱离了联系。

     金家凤脱党后,曾先后在国民党政府和汪精卫伪政权中担任高级职务,但没有从事过反共活动,后期曾在隐蔽战线为党作过一些工作。

     1928年至1932年间,金家凤开始致力于文物保护工作,其中包括他对家乡甪直保圣寺唐塑的保护。1928年,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马叙伦、叶恭绰、顾颉刚等人发起,组织“保存甪直唐塑委员会”,金家凤等7人为常委,联合向社会疾呼,后由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拨出款项,动员社会各界捐款抢救。修复工作从1930年秋动工,在保圣寺大殿原址建“保圣寺古物馆”,修复幸存的罗汉塑像。1932年,古物馆正式落成开放。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了首批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圣寺罗汉塑像位列其中。至今,苏州甪直保圣寺的“国家文物保护”纪念碑上,仍刻着金家凤等人的名字。

     1935年至1936年间,金家凤在苏州创办了“新苏俱乐部”,联合力量较大、基础雄厚的苏州士绅为他竞选“国大代表”作基础,同时,也想冲破旧势力的包围,团结并组织进步青年积极分子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抗战爆发后,金家凤辗转去了长沙、重庆。他组建“江苏同乡通讯处”,收留和扩大同乡的联系,揭露日军在沦陷区的暴行,并创办了《江苏情报》。1940年夏,金家凤回到上海。1945年4月4日,日军以“通共通渝”的罪名将金家凤逮捕,从上海押至苏州政治犯监狱,后经调解保释。出狱后,复任“上海华中运输公司”董事长。抗战胜利后,金家凤历任上海通安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天津、香港等分公司副经理、经理、代表等职。

     1949年,金家凤得悉天津招商局欲购轮船,他与上海通安轮船公司总经理孟力平建议将该公司“通翔”号轮船出售给招商局,向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申请和备案,订明“通翔”号出售后移款海外另购较大轮船回国经营。孟力平与金家凤向印度加尔各答新地亚轮船公司购得一艘8000多吨的货轮,命名“罗斯陶”号。1952年8月,孟力平却勾结台湾“交通部”策划把“罗斯陶”号轮船开往台湾。金家凤知道此事,却未能及时向我有关部门报告。后来该船爱国船员们察觉孟力平与特务组织的策反阴谋。船员们经过斗争,将“罗斯陶”号开回了广州。1953年,金家凤因“罗斯陶”号轮船案被捕。1962年8月,广东省高等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金家凤有期徒刑15年(刑期从1953年算起)。1968年刑满时,适逢“文化大革命”,金家凤继续留农场改造,直至1975年底经中央批准特赦出狱。1979年9月,金家凤去香港探亲,不幸因车祸去世,终年78岁。新华社香港分社以中国旅行社的名义送了花圈,花牌上写着“典型尚在”四个大字。

     穿越岁月的长河,钩沉历史的纤毫。90多年后,当我们用客观而宽容的目光回望历史,20世纪20年代初,在中国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岁月里,金家凤曾和他的同志们站在那个历史的现场,他是共青团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中共建党初期57名党员中最年轻的党员。他的名字曾经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们联系在一起。从参加五四运动到参与建党建团的革命活动,他的名字也曾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共青团的建立这样开天辟地的伟大事变联系在一起。这一段风雷激荡的短暂革命生涯,成为金家凤跌宕起伏传奇人生中最华彩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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