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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革与苏州社会经济变迁研究》
所在栏目:首页 >> 党史成果  发布日期:[ 2015-3-25 16:31:18 ]  选择字号【 】  收藏本文


苏州“党史文化”丛书·第一辑

《制度变革与苏州社会经济变迁研究》

王玉贵等 著

古吴轩出版社 2014年10月出版

引    

    在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里,社会经济生活受政治权力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一基本原理的。 
    在西方制度学派看来,制度几乎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既包括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也包括所有制、产权界定,还包括国家、政府、工会、学校、医院、家庭等组织。也就是说,制度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诺贝尔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指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宗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后来,他在《制度、制度变革与经济绩效》一书中又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作用而为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与西方制度学派不同的是,我们更侧重于正式制度在社会经济变迁中的作用。 
    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制度在社会变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制度学派认为,“制度在国家兴衰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社会变迁中,“制度变迁是最根本的,有时甚至是最重要的变革” 。制度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制度建立的基本规则支配着所有公共的和私人的行动,即从个人财产权到社会处理公共物品的方式,以及影响着收入的分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人力资源的发展” 。现代化论者也指出:“灵活性制度的出现,构成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在他们看来,“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工业革命首先在荷兰、英国发生,是因为在这两个国家,都有一种“适宜所有权演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权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权和其他对知识财产所有制的鼓励措施,直到一套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主义缺陷的制度安排”。对此,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指出:“权利的一种调整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产值。”著名的“诺思悖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由于“一个国家的政体决定着、指导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因此“除非我们制造出一个稳定的、对高效率的经济制度起支持作用的政治制度,否则我们就决无可能建立起稳定的、高效率的经济结构”。我认为这些论述对于理解制度变革与社会变迁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同样的理论指导意义。收入本辑的几篇论文都或隐或显地以制度学理论为指导,探讨了现当代苏州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情况。 
    我们所理解的社会经济史,一方面是将经济活动的开展和演变放在宏阔的社会变迁场景中来加以考察和研究,另一方面也要探讨经济活动对社会变迁所起的推动或阻碍作用。我们的这一思路是秉持业师段本洛先生在《苏州手工业史》和《近代江南农村》等著作中所坚持的学术思想而来的,只不过有机地融合进了制度因素。 
    1949年后,既是有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国家积贫积弱、屡遭西方列强欺凌的屈辱历史,更是为了效法当时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但毋庸讳言,权力高度集中条件下形成的发展目标单一、片面追求高速度等思想认识和实践活动也留下了诸多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学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对这些经验教训进行不断总结并上升为理性化的认识,以为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服务。 
    制度变迁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观点。所谓“路径依赖”是指“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在历史制度主义那里,路径依赖则是指:特定制度给予在某一政治系统中自我加强或产生正向回应(positive feedback)的动态过程。对此,马克思曾指出:一种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路径依赖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历史传统、历史记忆或历史经验,它对制度变革既可以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可能会起消极的阻碍作用。一般而言,在制度变革缓慢的传统时期,历史传统或经验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要相对明显一些,比如经验丰富的老年人在传统社会常常会受到普遍尊重;而就旧制度的退场而言,传统所起的惯性阻碍作用会相对明显一些,对此,恩格斯指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惰性力。”一种新制度产生后,就会随之产生依赖这一制度的压力集团,它们在现有制度下能获得最大的收益,因此,它们不希望改变现有制度框架。另一方面,新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制度变革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总比另辟蹊径要来得方便一些。这两方面情况的存在就是“路径依赖”得以产生的原因。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现实的以及面向未来的选择决定于过去已经作出的选择。经济的、社会的变革不是骤然发生的,而是许多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要理解现在,展望未来,就要重新认识过去。这就是所谓的“道路依赖性”或“路径指向”。现代化论者也十分重视历史惯性的作用。他们指出:“19 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从此意义上说,中国今天面临的困境乃是先天注定的。”
    根据这一理论,中国社会之所以未能正常地跨入资本主义的大门,也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尽管中国远在 14 世纪就已到达通向爆发全面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大门,无论是在科学、技术还是制度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这样的制度特点压抑了人们的创新精神,缺少能够给予人们的激励机制。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国(官)主导型经济社会,延至近代也以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僚资本为主,并且在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就很快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这样的一种特殊发展路径,能很好地解释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变迁乃至政治活动中的众多独特现象。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探索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表象后的内在规定性。当然,就学术研究而言,任何单一的理论和方法都远远是不够的。 
    收入本辑的几篇论文,多为近几年苏州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社会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方向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这些论文尽管还略显稚嫩,但却是各位学子在成长过程中所取得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经过时间上长短不一的检验,今天看来仍有不少学术、理论价值。这就是将它们编辑出版的依据所在。在条件成熟时,今后还将陆续出版这类成果。 
    对我来说,将这些成果编辑出版的想法尽管由来已久,但这些成果终于能够得以顺利出版离不开一心想多办实事、以促进苏州史学研究不断繁荣的中共苏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吴晨潮主任、张秀芹处长等领导和专家的一再鼓励和大力支持。对他们多年来对以我为主的学术团队所给予的多方面的无私关爱和倾力支持,我要表示深深的感谢!同时,本辑所收论文都大量使用了苏州市档案馆馆藏资料,在此我们也要感谢苏州市档案馆工作人员多年来给予我们的高质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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