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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抗日救亡诗钞》
所在栏目:首页 >> 党史成果  发布日期:[ 2015-9-28 14:10:04 ]  选择字号【 】  收藏本文

 

苏州“党史文化”丛书·第二辑

《苏州抗日救亡诗钞》

中共苏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编

古吴轩出版社  2015年9月版
  □小海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苏州这块人文荟萃之地的文化抗战成果之一——《苏州抗日救亡诗钞》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诗歌,直接诉诸最平实、切近、晓畅的语言,旨在唤醒大众,全民参与,担负起救亡图存的神圣责任。它们是警世钟,传达了时代的先声;它们是控诉书,揭露了侵略者的兽行以及对文明的践踏;它们是战地号角,也是刺入敌人心脏的匕首和投枪;它们是传檄书,也是报晓篇。

  全民抗战是一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壮举。抗战是两条战线彼此配合,互相呼应,共同进行的。一条是军事斗争战线,一条是文化斗争战线。文化抗战作为十分重要的一条战线,旨在唤醒全体人民的民族意识,坚决回击“亡国论”“速胜论”,和汪伪汉奸的“和平救国论”,针锋相对地反击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对民众进行的奴化教育。

  苏州作为中国文化重镇,在浴血奋战的14年中,文化抗战的种种事迹,直可永载史册。1931年秋,苏州中学学生项志逖(即胡绳)与吴大琨、马继宗(即唐纳)等创办《文学旬刊》,发表抗日诗歌、散文、小说。1932年初,东吴大学等在苏大中学校开展了全市抗日救国新剧联合公演,并在年底成立苏州戏剧联合会,多次组织演出《怒吼吧,中国》《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剧目。1934年8月,著名文化人顾准会同李建模到常熟开展抗日宣传,建立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常熟分会。章太炎先生1934年秋自上海迁居苏州直至1936年6月去世。其间,他秉持家族先祖的夷夏之辨思想,不顾疾病缠身,弦歌不辍,传授国学,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他反对投降,力主抗战,留下了“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的遗嘱。流布于世的遗嘱还有一个版本为“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彰显了一代国学大师的民族气节。1936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呼吁停止内战、建立统一抗日政权的七君子,并羁押于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苏州和全国文化界立即掀起了声援七君子、支持一致对外抗战的舆论新高潮。1937年9月,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长蒋吟秋先生,组织职工,将馆藏善本图书分批转移至洞庭东山、西山,并以自己任教及典卖所得补贴保管人员生活费用。虽历经日伪威逼利诱,藏书终获保全。苏州文化抗战的不少感人事迹皆由诗人们以诗写史、以诗证史,载入了这座文化名城的历史记忆之中。

  这部抗战诗钞,从一个侧面忠实记录了苏州大地上展开的轰轰烈烈的文化抗战史实。作者们用诗歌形式,表达不愿做亡国奴,坚决抵抗外族入侵的斗争意志,以及讴歌抗战军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牺牲精神。在这100首诗钞中,可以看到“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苏州后,周瘦鹃先生在《申报》发表充满民族血气的《卢沟桥之歌》:“此其时矣!此其时矣!秣我马,厉我兵,冲上前去,抵抗敌人,我只知有国,不知有身;我有进无退,虽死获生……以公理为先锋,以民气为后盾,冲上去抵抗敌人。一寸寸国土,一寸寸黄金,谁要抢着走,我和谁拼命。”淞沪大战后,十九路军在苏短暂休整,蔡廷锴将军参加群众集会后写下了“铁心扫倭寇,誓保金瓯全”的壮丽心声。张治中将军在苏州公共体育场为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会所作的祭文中“人生草草,大地茫茫,忠贞亮节,山高水长。呜呼将士,庶几来飨。”可谓气势沉雄,催人泪下。曹大铁先生用“满目漫天兵火,伤心遍地哀黎”来控诉侵略者的暴行。“桃红柳绿我不爱,单爱亲人江抗军”“盼望‘民抗’回村上,摘筐葡萄给他们尝”,苏州人民用朴实的山歌、民谣传颂着“民抗”“江抗”“太湖游击队”将士们在东吴大地上团结民众、奋勇抗战的业绩。

  这些诗篇的作者中,有刚及弱冠之年就血洒疆场的烈士褚学潜,有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任天石、仲国鋆,有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创作出《大刀进行曲》的常熟籍作曲家麦新和诗人田夫、白丁,有曾经兄弟阋墙,在民族大义面前携手合作,与子同袍,共赋采薇篇的张治中、蔡廷锴诸位将军,有为抗战奔走呼号、不惜性命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何香凝、柳亚子、沈钧儒、李根源、张一麐等。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气焰嚣张的日寇一方面在军事上呈压迫态势,在文化领域甚至也赤膊上阵,炫耀战功,恫吓和威胁中国民众,企图从精神上彻底消解和摧折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日酋松井石根1937年10月被任命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12月13日率军攻占中国首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造成30多万人遇难。这位素以“中国通”自居的刽子手,占领南京后骄狂不可一世,写下了炫耀武功的屠城诗。居然用的是汉诗的体例:

  以剑击石石须裂,饮马长江江水竭。我军十万战袍红,尽是江南儿女血。

  那些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政客不妨读一读这首诗,这是杀人恶魔的自供状。

  苏州沦陷后,松井石根对包括大盂鼎、大克鼎和俞樾手书《枫桥夜泊》诗碑在内的文化瑰宝垂涎三尺,亲自部署夺宝行动。好在苏州名门潘家早有防范和安排,在家中挖坑,将祖传下来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的西周青铜器大盂鼎、大克鼎埋藏。现两宝鼎分别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收藏。苏州的爱国人士还会同寒山寺住持,想方设法合力保护了晚清国学大师俞樾手书的《枫桥夜泊》诗碑,使松井石根将诗碑劫掠去东京皇宫的阴谋未能得逞。战后,这位恶贯满盈的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在民族危亡关头,一批批江南儿女并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和屠刀所吓倒,他们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投笔从戎,前赴后继走上抗日战场,为自由和民族独立,用手中的枪和笔同时回答了敌人的挑战,在血与火的峥嵘岁月里用碧血丹心谱写出壮丽的抗敌诗篇。

  “我们为自由可以抛掉头颅,/我们为自己的理想可以洒热血!/又何必为我的牺牲而痛惜?/我是带着光荣完成了对祖国的任务。”这首诗的作者是“新江抗”连指导员褚学潜,在1940年2月8日反击日寇偷袭的洋沟溇战斗中壮烈牺牲。“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领导人任天石,在抗击侵略者的战斗间隙写下了“前有义勇军,后有老百姓,军民团队起来赶脱东洋兵”。作曲家、诗人麦新在《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一诗中发出号召:“中国的人民一齐起来救中国,所有的党派,快快联合起来奋斗!/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苏州抗日救亡诗钞》是苏州文化抗战史上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灌注于这些诗篇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上下同心、共御外侮的团结精神,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迈气概,将永远激励后人,成为生生不息的前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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